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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历史巨变的导火线

www.eastvalue.cn 更新时间:2011-1-24 新闻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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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谣言的历史太古老了。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为“亡秦者胡也”一类的谣言困扰;他缔造的帝国在其儿子手中葬送,导火线同样是一句谣言:“陈胜兴、吴广王”。古罗马的皇帝也被谣言折磨得很痛苦,以致不得不任命公共谣言监察,每天到人群中去,从闲谈中发现谣言,进而把握公众情绪。

  四一 知名网友

  谣言的历史太古老了。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为“亡秦者胡也”一类的谣言困扰;他缔造的帝国在其儿子手中葬送,导火线同样是一句谣言:“陈胜兴、吴广王”。古罗马的皇帝也被谣言折磨得很痛苦,以致不得不任命公共谣言监察,每天到人群中去,从闲谈中发现谣言,进而把握公众情绪。如果必要,谣言监察者还会用自己编造的谣言来发动一场反击战。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中流传了这样一个谣言:暴君尼禄不但不为大火死难者悲伤,还写诗赞美火灾,为火焰燃烧的美丽而陶醉。为了自卫,尼禄迅速放出反谣言的谣言:是比他更不受人欢迎的基督徒在城内放火。于是,民众在做了替罪羊的基督徒们身上尽情发泄怒火,却忘记了这怒火最初指向的不是基督徒,而是尼禄。

  几千年来,历史中的谣言都不绝如缕。但在古代,因为交通、通讯、传媒、人口等限制,谣言传播的速度与规模都不能与近世相提并论。1768年,一则关于妖术的谣言竟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影响波及数千万人,孔飞力在其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对之做出了精彩的叙述与分析。乾隆帝残酷查处了“叫魂案”,一颗颗人头像韭菜一样被割掉,并且不可能再长出来。乾隆帝恐惧的并非谣言本身,而是谣言导致的社会集体心理波动与行为变异,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谣言案的深入观察,乾隆帝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在常规领域失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上述种种,都对这个异族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成威胁,统治者必须严肃应对。

  乾隆朝是所谓清代最后一个盛世,嘉道之后,乱世来临,大规模的谣言更是泉涌而出。譬如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对战中,双方都毫不客气地使用了谣言这种非常规武器。洪秀全曾散播谣言说:“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清军也立即展开谣言反击战,散播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据说曾国藩还炮制了民谣,派人四处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我们当然不能将曾国藩的胜利归于造谣术,但如果他未能有效化解对方的谣言战术,并在己方谣言之上制造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其根基就在《讨粤匪檄》一文),可能胜利还会来得更晚。

  谣言的煽动力确实是巨大的。1891年,几乎所有的西方在华传教士都绝望地发现,他们正被洪水般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迷奸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等等,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无恶不作。仇恨在谣言中滋长,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教案中的谣言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1891年通过书籍、报刊、露布、传单等方式集中传播而已。早在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载有天主教会烹食小儿之说。至于天主教会挖眼,则可上溯到雍正时吴德芝的《天主教书事》一文,而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也传播了“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这样的怪谭。

  谣言本身或不能改变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立凡说的不错,“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

  1911年10月9日下午3点,革命党人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大约同时,“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正在新军中流传。到了10月10日,这个谣言更加具体了———“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官员已经掌握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当时的新军士兵,不少人都没有辫子,传说中的花名册又谁都没见过,谁知道自己在不在其中呢?恐惧开始在新军中蔓延,恐惧滋生新的谣言,新的谣言反过来又加深恐惧。这时候,参加兵变就成了多数士兵自保的最优选择。10日薄暮,一个排长查哨时的普通纠纷,竟激成哗变,最终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辛亥革命。

  谣言为何总是能轻易地使人接受并参与传播?1942年美国两位学者做了一个谣言传播与接受的研究,计算出一个“信谣指数”,结果发现:穷人比富人更易信谣,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更易信谣,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易信谣。穷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45以上的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渠道与信息分析能力相对落后;犹太人更易信谣则是因为在战时,犹太人比一般人更缺乏安全感,而当时的谣言往往又是让人恐惧的那种。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在《谣言——— 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对谣言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谣言经常是“真实的”,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辟谣往往制止不了谣言,因为谣言不是福尔摩斯,对真相充满感情,谣言是聚集着仇恨的女巫,它只说出人们认为应该如此的“事实”。人们看上去是在传播新的谣言,实际上是在清算旧账。辟谣注定是无力的,因为辟谣会破除人们的幻想,给狂热者当头浇一盆雪水,唤他们回到平庸的现实中来,爱做白日梦的人们当然不肯买账!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反权力,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谣言还是社会群体心理结构的镜子,因此不论真假,谣言都是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谣言不但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历史的。谣言不但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导火线,并且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解说者。历史中充斥着太多谣言,有些被当场击毙,有些则轻松逃脱,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演变成都市传奇或历史神话。都市传奇是谣言的连续剧。譬如针刺狂的谣言,1922年在法国巴黎一度盛行,80多年后在中国大陆又化身“艾滋针刺狂”的传说不胫而走。历史神话则是谣言的终极形式。譬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文革期间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然而,“绝对客观的历史真相”,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最大的历史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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