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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镣铐起舞的中国企业家

www.eastvalue.cn 更新时间:2013-7-12 新闻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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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最喜欢什么样的企业家?应该是那些最听政府话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往往自由较少,一个企业从生到死,从审批到税收,步履沉重有如镣铐在身。可是要做到让政府喜欢,恐怕还要戴上靠近权力、协同权力乃至臣服于权力的镣铐,而企业家似乎也便欣欣然戴上这镣铐起舞。

  政治权力介入经济过深,可以使得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成本锐减,即借助公权力弱化市场约束;政治权力介入经济过深,又可以使得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成本陡增,甚至要时刻冒着非法的风险。而当今社会结构恰恰是一个政经边界不清的结构,企业经营好坏受政策影响颇深。如是,企业家的选择看起来十分理性。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在其《政治学》中写到,社会精英的最重要技能是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描绘成公众的利益。中国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丧失了这项最重要的技能,他们被称作资本家,在写满劳动价值论的课本里形同魔鬼。直到整个社会在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上坍塌沦落,他们才开始得到尊重——这种尊重不是来源于他们成为了公众利益的代表,而是来源于理想幻灭后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因此,在拉斯韦尔的定义上讲,中国的很多企业家还不能算得上是社会精英。

  企业家如果不能在社会利益的意义上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自我认同,不能理直气壮地获得利润,不能理直气壮地保护财产权力,就会不自觉地与政治权力靠近,以期从政治权力身上获得保护,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臣服于权力。这种做法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便是企业家会变得非常短视,今天能够拿到的不会等到明天。

  很多企业家本身也盖以成败论英雄,只要能获得财富,不惜把自己放在公众利益的对立面,其结果企业家只能从公权力的掌握者身上索取安全感。于是乎,才会出现了在尊严和赚钱之间无法取舍的困顿。

  相比于政治家而言,企业家的确更难把自己的利益描绘成公众利益。人们也许会想,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一方,不就是为了一己私利么?在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长久以来,企业家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正如美国人在萨特的魔鬼学中的地位一样。

  茅于轼先生认为,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其所指大概就是要把企业家从魔鬼学中解脱出来,打开束缚企业家发挥作用的价值观上的镣铐。但吊诡的是,很多企业家本身却认为在价值观上得到认同并不重要。

  在诸多企业家看来,企业家就是与政府打牌的人,政府出什么牌就顺势而为——遇到计划经济就打计划经济的牌,遇到市场经济就打市场经济的牌,试图改变政策和规则没有意义。

  在这个背景下,企业家似乎学会了各种高超的“打牌”技巧,有些打的是忠心牌,梁稳根说,他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支付宝事件,马云打的牌是爱国主义和国家安全。这些言论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精神状态和经营境遇标下了注脚。

  打牌永远是博弈双方的零和游戏,企业家可以以爱国主义等等缘由获取支持,公权力的使用者也一样可以使用它来约束企业行为。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永远只能戴着镣铐跳舞。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几年里,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都为经济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便林毅夫先生仍然很乐观的认为,中国还可以在下一个二十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可目前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可能会不到7%。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长期来看会带来巨大的不同——5%的经济增长率和10%的经济增长率在20年内会使收入相差2.5倍。

  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政治家的压力加重,而企业家将会更有可为。他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也在通过创造性毁灭不断刷新历史,他们是从亚当斯密到熊彼特的诸多思想家笔下的社会精英。企业家也只有在形而上的高度上获得自我的价值认同——不是出于积攒眼前财富的成功,才能学会如何争取财产权利的保护,才能学会如何影响政策改变规则,才能真正摆脱权力的枷锁和镣铐。

  撰文/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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