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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年代的整风

www.eastvalue.cn 更新时间:2013-7-12 新闻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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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40年代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就喜欢上了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而且,经过70多年的反复演练,全社会都已熟知了这一模式。虽然,今日的执政党已不是那个在山沟沟里求生存的革命党,而且正竭力抹去革命党的坏习气、缺点,以求转型升级,但是,执政党却不敢丢掉革命党的整风传统,因为它认为,丢掉了传统,便失去了源头,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动摇。

  整风传统什么模样?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会得出不同的印象。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伟大”、“正确”、“有实效”是整风传统的关键词。中共正统党史观点认为: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此外,整风运动为克服边区经济困难创造了精神条件,教育训练了一大批老干部、新党员,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推出了全党的新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主义”,为最终打下江山、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根基。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跟着共产党有饭吃就好。在革命战争年代,普通民众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堕落,体验到了被欺压、被侵略的刺骨悲痛,想求得生存,必须依靠新的政治力量,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有饭吃。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深入中共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采访,写成了《西行漫记》一书,其中记录了一个从江西来的红军战士说的话:“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有挨过打。”“这里大家都一样。不象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更让这位红军战士感激的是,红军打跑了地主,给他们家分了土地。确实,那时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通过亲身感受的对比,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跟着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走,有活路,加之文化水平不高,只能跟着上面的调调走,不管它是“整风”还是“整雨”,都很好。

  从自由民主的角度看,整风运动也滋生了很多弊病。整风运动的结果造成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直接压制了追求自由的思想,导致了严重的个人崇拜,侵犯了许多人的基本人权。比如,1942年3月,知识人王实味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文章,与新领袖的调子不一致,被打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于1947年7月1日被秘密处死。再如,知识人丁玲、艾青、萧军等人跟着新领袖的文艺方针走,在放弃追求个性自由与转向革命斗争文艺创作之间经历了痛苦的内心煎熬。那时延安的知识人大多经历了“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一生,而“中间失去自我”的阶段皆源于整风运动。此外,延安整风运动的亲历者、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何方教授,于2004年写成了《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文,详细分析了延安整风期间个人崇拜形成的根源、条件、标志、形成过程及其后果,并认为个人崇拜其实就是个人迷信,它是“一种体制,是愚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结合”。至于侵犯人权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整风过程中的“审查干部”、“抢救失足者运动”更是造成了紧张的政治空气,人人自危、冤假错案丛生的政治局面,很多人被拷打、逼供,失去尊严,失去人格,失去生命。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整风运动意在壮大中共的力量,与国民党争夺天下。1947年9月以后,蒋介石较多地谈论延安整风带来的影响,他在一些讲话中说:“在延安山谷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今天竟发动全面的叛变,由此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便是“要推翻我们的国民政府,消灭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共产党的理论是'唯物'的”,但“行动和方法却是'唯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化”,“毛泽东主义同化了马克思”。虽然蒋介石很憎恨中共的整风运动,却又不得不承认整风运动使中共养成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办事方法”,并“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从蒋介石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革命年代的中共整风运动确实有可取之处。

  然而,中共在革命年代形成的整风传统,如果不加区别地平移到执政年代,尤其是今天的改革年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革命年代的集权对于革命比较有利,而改革年代的集权则对改革不利。在革命年代,中共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对于军事指挥作战很有必要。但是,到了改革年代,执政党、政府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就会损伤企业的发展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回想改革年代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外资企业的引进,以及农民可以进城打工,无不是权力的分散占有所带来的体制转型和效率提升。如果还对革命年代形成的集权体制念念不忘,搞一波又一波的“国进民退”运动,让行政权力不适当地介入市场交易之中,就会推历史的倒车。

  革命年代意识形态单一对于革命比较有利,而改革年的意识形态单一则对改革不利。在革命年代形成的毛思想、个人崇拜对于指挥军事作战、与国民党论战、与苏联共产党争独立地位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改革年代,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就不利于改革的推动了。回顾30多年的改革进程,每一次的推进,都先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如真理标准论战、社会主义“姓社姓资”论战、政改“左”右论战等,然后,论战结束了,意识形态作出调整,增加更多新元素和弹性空间,出台新的更加灵活、多样的改革政策,改革才有了新的活力。最近的“宪政”之争,只要有充足的需求作为改革压力,也会迫使意识形态作出调整。

  革命年代的环境处在斗争、生存层次,改革年代的环境处在和平、发展层次。在革命年代,以阶级出身、路线选择、派别站队作为判断革命色彩的标准,这种标准有强烈的敌我之分,过于简单定性,以求生存安全,且易被利用严酷打击不同阶级、路线、派别的人员,易被冠以“肃反”、“审干”、“抢救”等名号搞残酷的人身攻击、生命迫害。那时的经济条件十分有限,能吃的、用的也十分有限,利益需求相对容易满足,人的思想认识也相对简单。到了改革年代,这种敌我标准已经过时,多元化的阶级出身、路线尊崇、利益追求已成事实,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带来的多元化的思想追求已成潮流,如果以“唱红打黑”的名义重走过去的斗争路线,肯定会被多数爱好和平与追求发展的人士所唾弃。

  革命年代的党员数量少,来源不是太复杂,利益追求很单一,而改革年代的党员数量多,来源极其复杂,利益追求多元化。1940年代,中共党员仅有80多万,而且绝大多数来源于农民,他们的利益追求就是能吃饱饭、活下来。而到了今天的改革年代,中共党员已有8500多万,而且来源极其复杂,其中还有革命年代不被认可的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的工作人员等,这些党员的利益追求呈多元化趋势也是事实。今天想以一个自上而下的学习教育活动就可以整肃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利益追求、价值判断基本不可能。利用法治的方式,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保证每个党员的思想认识、利益诉求、价值判断得到实现已是大势所趋。靠一个主义、一个梦想、一个路线的宣传、灌输,很难获得多数党员的真心认可。

  经过观察、调研可以发现,在改革年代,党员、干部贯彻上层的新整风运动--学习教育活动,一般可分为三类:一是结合具体工作真心学,以求统一全员思想认识,提高工作效率,获得工作业绩,这样的党员、干部数量很少;二是结合上面要求应付学,该开会,开会,该发文件,发文件,该汇报,汇报,上面抓得紧,就多应付,抓得松,就少应付,这样的党员、干部数量占多数;三是结合上面要求做足表面文章,走好各种形式,搞投机,弄典型,以求得政绩和上层欣赏,获得晋升的机会,或者从上层获得更多的经费划拨,这样的党员、干部数量也不是太多。

  一种政治运动的推行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想把其作为成功模式移植到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基本上达不到预期目的。在改革年代,根据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结合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转换权力制约的方式,建设法治化的公民社会,执政党的整风运动才算有了新的归宿。

  撰文/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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