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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科金融公司(Wesco)2010年年会纪要

www.eastvalue.cn 更新时间:2011-5-2 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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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5日

  查理·芒格(董事长兼CEO):我的计划是先跟去年一样走完会议流程,然后谈谈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发现那么多的人去了奥马哈后又赶来帕萨迪纳,芒格感到很吃惊。他认为自己的观点人们听得很多了,但很显然,有人已经对他的话语“上瘾”了。威斯科现在的市值是20亿美元,当年他们开始回购股票的时候,市值仅2,000万美元。跟伯克希尔·哈撒韦相比,威斯科算是一家失败的公司,但和其他公司相比,威斯科看起来还行吧)。

  储蓄和信贷业的破产率很高,威斯科是少数几家幸存下来的公司之一。为什么加利福尼亚州储蓄和信贷业的伤亡如此惨重?这些机构依靠贷款和债务成本之间细微的息差生存。对于一家有点雄心的机构来说,依靠很细小的息差生存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一家机构决心每年使资产和利润都有10%-20%的增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的努力将会使这家机构走向毁灭。竞争对手降低放贷的标准,你要么裁掉冗员(因为业务被抢而导致人员过剩),要么也降低放贷的标准。这场恶性竞争使得整个行业走向毁灭。这就是所谓的希腊悲剧——虽然你预见到悲剧的来临,却怎么也逃不掉。如果不是政府出手拯救,整条华尔街都会灰飞烟灭。这场竞争导致资产质量恶化并使整个系统走向毁灭,这是一目了然的趋势。

  必须对公众的看法持怀疑态度

  为什么人类没能发展出一套体系来防止这场悲剧呢?事实上,在这场恶性竞争中,胆大的人变得富裕而强大,从而能买通政治家站在自己这一边,审计机构也站到了他们这一边。若深入思考这场危机,你会发现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曾处于某种状况的边缘,整个文明几乎陷入严重的困境中。二战后,我们放弃了过去愚蠢的做法。我们向我们的敌国投资,帮助敌国复苏。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决策,效果非常出色。一战后,我们没有帮助敌国,导致希特勒掌权。一战后所采取的政策显然是失败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金融上也采取像马歇尔计划那样聪明的行动呢?如果我们所有的精英,特别是那些学术界的精英全都辜负了我们,会怎么样?商学院课程中设有缺陷风险控制,最后连法学院也接受了这种理念——所有的东西都符合高斯分布。但这种理念是错的,尽管不少高智商的人在分析金融市场,为什么有的人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其他的聪明人则是昏招不断呢?有些昏招的根源来自我们社会的内在激励机制——大家都希望出名,希望能有支配权。怎样在众人皆醉的时候坚持当独醒的少数派呢?你必须对公众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在别人都失去自己的想法时,让自己不受影响。

  还有谁让我们失望了?学术界认为多元化就是成功的秘诀。多元化可能是避免灾难的方法,但并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如果一个人的本领只限于避免灾难发生,此人称不上是个合格的导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其称为de-worsification(这是将diversification(多元化)戏称为发音类似的de-worsification(避免恶化),嘲笑多元化只能防守,不能进取——译者注)的原因所在。伯克希尔持有自己非常了解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地购买。贝塔系数或波动性的概念是愚蠢的,并非仅仅是坏的点子带来坏的结果,有时候好的点子若过度了,也会带来坏的结果。很显然,如果你持有的股票波动性很高,你每天的回报相应地也会有很大的波动。只有知道什么东西行得通、什么行不通以及为什么,你才能解决人生的主要问题。

  对我们来说,高智商的商学院毕业生没什么吸引力,我们只关注品格特质。商学院毕业生常常告诉我和沃伦,说他们在商学院里学到的知识都没用,他们很喜欢沃伦和芒格的思想。学校里只教他们简单的公式,可惜这些公式毫无用处。商学院没把关键的知识教授给学生,相反却教些没用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商学院对文明没有贡献。假如我掌管一所商学院,我会开设一门商学历史课,这样就会抢走各位专家研究领域中的案例,可能会产生很多学术上的摩擦。不过,我认为了解通用汽车为何崛起又为何衰亡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分析为什么铁路公司过去走上坡路,然后陷入苦苦的挣扎中,现在又成为较好的投资标的也很有用。很不幸,教学生贝塔系数很容易,我认为贝塔系数就是代数,你代入数值,就能算出答案。

  我的一个朋友去一家学校上学,学校教他怎样用压榨供应商的方法来减少营运资本,教他用简单的代数来压榨供应商。虽然他在考试的时候计算出数值,但他告诉老师,这种方法是愚蠢的,他绝不会真的去使用——我们都希望能和供应商建立彼此信赖的伙伴关系。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而且很有成就——因为他拒绝了商学院的愚蠢。学生要独立思考,要学会质疑自己所学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

  基尔福德·葛雷塞(Gilford Glazer,芒格的一位老朋友)二战结束复员后,考上了哈佛大学商学院。但他父亲的小机械修理店需要人手,于是他要求推迟一年入学,以便帮助父亲。一年后,他联系哈佛大学商学院,请求再推迟一年。哈佛大学的人问他,去年的今天机械修理店有多少员工,他回答说50个。哈佛的人再问他,现在有多少员工。回答是900个。哈佛的人笑了,告诉他用不着来商学院读书了。现在哈佛再也不会这么做了,过去的哈佛人可能比现在的哈佛人更加明智。

  基尔福德从战场上归来时,他的父亲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建议。那是一个通用的道理——要卖对顾客有好处的东西。他不想经营卡西诺赌场或者卖毒品,认为企业只应该做对顾客有好处的事情,现在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老葛雷塞的有道德的方法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竞争导致行为的过度。

  资本配置流程无须和卡西诺赌场混在一起

  查理又把话题转到了英式足球。英式足球是一种竞争性很强的游戏,如果对方球队有一名选手非常出色,就很难赢他们。如果放任球员随心所欲,他们就会故意伤害那位出色的选手,因此足球裁判必须限制故意伤害。裁判是英式足球中一个重要的角色,政府对投资银行而言也应扮演这样的角色,你不能指望那些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人能够自我约束。不难理解,如果招募了这些有强烈竞争意识的人,可能会导致过度进取,其道德标准自然会下降。有时候投资银行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雷曼是病态的,那些奸诈且疯狂到极点的银行人员发放抵押贷款,然后打包成证券,这些人的行为绝不是基尔福德的父亲推荐的做法。那些卖有损于顾客利益的东西的机构不会有好下场。让人担忧的是,大多数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却认为是别人的错。当年希特勒穷途末路、躲在地堡里的时候,也觉得落到这个地步很惨,但他怪德国人民对领袖的追随还不够。

  现在华尔街的想法有些类似。需要有一名裁判——政府以前没有当好抵押贷款发放机构的裁判。OFHEO(联邦住房企业监管办公室)有200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然而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两房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偿还能力,加上还有假账问题。两房问题的症结部分是因为两房的人希望得到花红。不管怎样,靠对这些经济实体说“你们请随便,反正我们有一个监管机构看着你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监管者可能由于是被指派的而充满惰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让我们失望,他们让麦道夫为所欲为,不过他们没发现麦道夫是因为的确很难发现。若要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能让这些人继续监管。我们应该减少允许的金融活动范围,应该限制高盛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后曾这么做过,因为20年代出现了不幸的经济泡沫。当时出台了一部法律,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投资银行没有惹麻烦,甚至有点过度谨慎。

  我们社会的资本配置流程无须和卡西诺赌场混在一起,商业银行应该和投资银行分开来。我们应该有商品市场,但不应该在银行里开设商品市场,不应该允许银行赌衍生品或者做农产品对冲。应该允许投资银行担任保险商,向顾客出售证券,在M&A(并购)中提供服务以及为对冲基金管理账目。有很多合法的业务可做,不会出丑闻,不会陷入麻烦,为什么他们还要去经营别的业务呢?芒格的确很支持缩小投资银行的经营范围,如果投资银行愿意,可以把那些业务拆分出去。摩根大通分拆摩根保证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之后,名声就很好。很不幸,除了芒格之外,没有人支持限制投行业务范围的观点。

  芒格已经87岁高龄,能参加会议很不容易。他说,他的感觉很像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美国喜剧演员,精力充沛,一直演到去世,享年100岁——译者注)。据说,有人在伯恩斯生日时派4个女孩唱歌给他听,他就受不了。他说,其中一个女孩必须明天再回去。

  需要有人扮演足球裁判的角色——但OFHEO是不能胜任的,应该立法规定不允许银行使用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存款来进行其他高风险的活动。如果没有正式的立法,雷曼兄弟银行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双倍下注掩盖了问题,会计报表被扭曲,如果你可以把资产负债表玩弄于股掌之中,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疯狂,这就给所有的人带来了危险。

  查理认为高盛是所有的银行中最有道德最有智慧的一家,政府不应该对最好的银行下手。政府错误地卷入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且政府的反应不恰当。他认为倘若没有这些东西(衍生品),世界会更好。以前没有衍生品,世界就很好。

  他知道一个打扑克牌的地方,在那里,赌局越复杂,优秀的牌手更容易赢笨蛋的钱。华尔街也是这种场所,现在大家都希望成为像芒格那样的投资者,而不希望成为工程师。当允许开设复杂赌局的时候,他们就会欺负缺乏经验的顾客。如果有人说要白送你钱,用不着听完就知道这是个骗子。这就是芒格的法则。韩国和墨西哥都因为买衍生品而受损,复杂的金融产品造成的损害非常巨大,创造这种产品欺诈自己的顾客是不对的。将来谁为刀俎,谁为鱼肉?你猜猜吧。

  有些政治家必须下岗,让一些更有李光耀作风的人上台

  


  我们可以从事很多活动,不至于陷入现在这样的金融困境。但这类活动的吸引力和既得利益太大了。会计师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现在有一种新的会计标准,资产到用时方恨少,衍生品账本上有很多4亿美元大小的黑洞。衍生品不同的交易方对同一衍生证券所作的估值差别巨大,那些虚假的会计账目就更不用说了。会计师的数学知识很好,但常识太差,高报资产和利润与低报资产和利润完全不是一回事。过度保守的风险是零,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资产增记,而不是减记,所以会计的行为也随之改变了。

  当摩根银行决定随大流以留住交易员时,不得不放宽会计标准,这就导致他们进一步从事衍生品交易,会计账目变得很荒谬。在柜台交易市场(OTC)交易衍生品拥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你是唯一的做市商,而其他人想离场,就必须找你。而且定价也很神秘,银行的账本上有上千亿美元的不明衍生品交易,这就像会爆炸的氢气和氧气已经混合了,大家还继续在报表上计入利润,相信真的能得到这些利润。

  有没有像二战后马歇尔计划那样的谨慎决定呢?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决定和班上最聪明的女生结婚,他们的儿子现在是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希望人民因为疟疾而死亡,所以抽干了所有的沼泽,毫不在意小鱼是不是会灭绝。他不喜欢毒品,他环顾世界,看别人是怎样解决毒品问题的,他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采用美国军方的政策,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你进行血检,若你的血液中有毒品,就要进监狱。假如有什么问题像癌症一样扩散,他就会用上帝的愤怒来对付它。他把一个没有资源、没有农业的国家,从零开始,转变成一个繁荣的国度。我们应该多学学新加坡模式。

  文科学校痛恨李光耀,也痛恨新加坡不允许言论自由。但李光耀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成功,甚至中国的领导人都去新加坡向李光耀取经。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很多方面,美国就是太过于宽松了,我们没有对可能造成问题的对象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若当时制止那些愚蠢的会计操作,这次危机就不会发生。

  比如说安然。允许把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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