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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神采飞扬杜瑞芝

www.eastvalue.cn 更新时间:2013-3-29 新闻来源:周其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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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瑞芝先生是去年11月22日辞世的,高寿93岁。每次想到他,心目中总是一位神采飞扬的老者形象。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小杜主任”的广东农口领导人,留给我等后辈的感觉,永远是真诚、执着而又淡定。难忘他的眼神,那里时不时会透出一股什么都看得明白、什么都不怕说出来的勇敢。也喜欢听他讲话,总是那样的风趣又直言不讳。

  最后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是2008年7月18日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的论坛。选在那一天,是因为杜润生的生日。杜老向来不赞成给他祝寿,所以这些年来原农口搞改革政策的一批人,总在这天找些名目聚一聚,不算祝寿也表示由衷的庆贺。改革30年纪念,更有好好聚一聚的理由。

  那天的论坛是前辈们一个接一个讲话,回顾农村改革的风风雨雨,精彩之见纷呈。轮到杜瑞芝,只几句平实之言,就把农村改革的全貌勾勒得一清二楚。他说,“改革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结果。最大的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问题,但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权威的支持,最大的动力也动不起来,没有权威是不行的。而且,没有大家的互动、合力、推动,也不行”。

  这里第一个意思,是杜瑞芝认定农村改革的原动力来自“农民的肚子问题”。肚子有什么问题?就是原来人民公社那一套,连种地的人也吃不饱!讲优越性成套成套的,但就是吃不饱。“饿则思变”,包产到户从底层发韧。

  底层冒出来的变革,很重要。“但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权威的支持,最大的动力也动不起来”。这是第二层意思。为什么?底层的办法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没有合法性。不合法,顶多是地方性的权宜之计,普遍不了、长久不了,最后还是不能解决体制问题。

  第三层意思,“没有大家的互动、合力、推动,也不行”。这里的“大家”,就是夹在从底层的自发变革,直到中央给予合法承认之间的中间层。也就是象他自己那样的地方农村工作干部,以及以杜老为代表的中央农村政策制定部门的负责人。中国实在太大了,到底实际情况是什么、对底层冒出来的现象怎样梳理,怎样分析,怎样集中表达,没有合适的中间传导机制,“也不行”。

  短短一席话,就把中国农村改革何以发生、发展并取得实质性突破,概括得一清二楚。没有丰富的经验与感受,没有对反复出现过的现象持之以恒的琢磨和思考,怕是讲不出这么一篇话来的。况且,讲话的杜瑞芝,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家。大家不由地赞叹他,宝刀未老、神采依旧。

  早就领教过这位南粤农村政策第一把手的过人功夫。那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一个中国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底层尝试此起彼落,高层权威变法图强,中间层忙得个不亦乐乎。大时代的机缘巧合,让包括区区在下的一批下过乡、上了大学的“小年轻”,有机会到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改革参谋本部参与政策制定。

  杜润生搞政策的办法很特别。本来他自己就是执政党内最熟悉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头号专家,多年前与邓子恢一起坚持的观点,也早被实践证明更接近真理。不过,肩负政策制定的重任,杜老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有哪怕一点点的自以为是。相反,他绝不放过一个机会,争取了解更多实情,倾听不同的见解和判断。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的文件班子中,总也缺不了从地方请来的行家里手。中国的一个省区,比很多大国还要大。加之各地发展不平衡,常常面临极其不同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条件。倘若脱离各地情况搞“中央政策”,那结果不是以偏概全,就是容易沦为空话和套话。杜老的办法是不但自己下去调查,派员下去调查,搞出来的文件征求地方意见,而且从地方上精挑细选几位既熟知情况、又有见地的地方大员,充当地方在中央政策班子里的“常年代表”。就我所知,整个80年代,没有哪项重大的农村政策是在没有地方代表参与的情况下搞出来的。

  杜瑞芝就是那时中央农村文件起草过程中的“广东代表”。他真的名至实归。第一,熟悉广东、经验丰富。自1950年南下广东工作之后,除了文革中有几年受冲击、靠边站,杜瑞芝历任地区书记和省农委领导,一直接触广东农民、做广东农村工作,对那里体制和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和成败得失,了然于胸。第二,他的个人风格鲜明,叙述实情、表达意见从来心直口快,直来直去不拐弯。第三,他和杜老一样重调查研究,对广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机会,总有第一手的观察和来自前沿的感受。

  那时最大的挑战,就是被农民的肚子问题逼出来的包产到户,怎样才能得到中央的合法承认。地方承认早有了,但开始只在少数省份,如安徽、四川、贵州、内蒙,否则也不会流行那句民谣——“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但广东作为最早开放的地方,在农村改革方面却并没有走在前头。原因不是农民没意愿,而是上层建筑里有认识分歧,很多干部怕动了人民公社会犯错误。

  早在1979年由刚出山的杜老召开的国家农委7省座谈会上,杜瑞芝就提出“包产到户的口子放开点”。可当时中央主政的基调还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所以这个意见没有可能成为主流。在广东,不但发达地区对此顾虑重重,一些落后区也拒绝开个口子先试一步。“方向”压倒了“产量”,解决农民肚子问题难上加难。

  关键时刻见功夫。据《广东农村改革纪实》(张敬东著,农民日报社2011年出版)的记载,1980年杜瑞芝分别在湛江、惠阳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求事中之理,又敢于据理力争,“自觉不自觉地同农民站在一起,向包产到户这个禁区冲刺”(第35页)。他的观念冲刺有几个特点:一是非常实,立论基础总是翔实可靠的真实现象;二是语言生动活泼,善于说服人;三是坚持真理,特别是有勇气当着上级领导的面讲不同意见。当年广东官场的风气看来很不错,讨论政策问题允许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

  谨从张敬东的书里摘几句杜瑞芝当年的言论,看今天的读者还能不能欣赏这些当年之“佳句”:“单干风是对极左路线的惩罚,也是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惩罚”;“一不叫人吃饱,二不叫人说话,以穷为纲”;“越‘左’越穷,越穷越‘左’,恶性循环”;“过去搞到没饭吃才符合政策,现在搞到有饭吃又不符合政策”; “形势好不好,就看吃饱不吃饱”;“大家都说包产到户不好,我也说不好,但它比起逃荒、饿死人好一些吧”;“对新情况一知半解,对老经验一往情深”;“坐在机关疑无路,下到基层又一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这些话,有的是农民说的,基层干部说的。不过到了杜瑞芝这样级别的官员,敢转述、敢向比他更大的官转述这些看似“出格”的言论,难能可贵就是了。

  我最欣赏的一句是,“大家说包产到户不好,我也说不好,但它比起逃荒、饿死人好一些吧?”须知杜瑞芝是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建国后一路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搞下来,一直受毛主席教育。要是连他也天生就认为集体化不好、包产到户好,那才叫一个怪!杜和他的大多数同志一样,开始也认为包产到户不好。但他与他的不少同僚有一点区别,那就是一旦“大家都认为好”的体制在实践中碰了壁,特别是发生了逃荒、饿死人这样在逻辑上似乎根本不该发生的惨剧时,“常识性判断”就在他的思想里抬头:包产到户不好,但总比逃荒、饿死人好一些吧?既然好一些——对农民来说好很多、甚至是生死之别——多看看不行吗?不要硬纠硬扭不行吗?从中吸取制定新政策的元素不行吗?

  因为不习惯做纪录,我记不下杜瑞芝到北京参加文件起草时发表过的观点。不过,那带有鲜明杜氏风格的讲话,总是记忆里最有神采的片段。好几次,多少天泡在字斟句酌修饰文件提法、身心俱疲的杜老,也被杜瑞芝的话逗得开怀大笑。在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观点的,大家都享受杜瑞芝的妙语连珠。在那个圈子里,当年他被尊为“小杜主任”,显然不只因他的姓氏,而是他的为人、思维与语言风格,与老杜主任——杜润生先生——是那样的一脉相承。

  广东实践对农村改革下一个重大政策的出台,贡献就大了。原来包产到户普遍之后,农村大量劳动力解放出来,以什么方式组织经济,发生了新问题。广东高要县有位陈志雄承包了公社亏损的鱼塘,因为水面大,用工多,搞了雇工经营。理论挑战立刻来了:雇工不是资本主义剥削吗?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志雄包鱼塘的调查报告,还前后共发表22篇文章,组织了连续讨论,把实践中无可回避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当时广东有两位理论家对此持批判立场,写出报告说“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新华社一个记者据此写了内参,登在赫赫有名的《国内动态清样》上。结果引出好几位大领导的批示。胡耀邦批给杜润生要他“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杜老随即批给“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赵紫阳有个口头反馈,“承包鱼塘可以么,多收点鱼税银子就是了”。胡乔木批得很严厉,“仲夷同志: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万里看到之后,批了一句给吴象,“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陈志雄当时只雇了一个全日制工人,外加400个日工,养的鱼深受市场欢迎,所得交了承包费又缴了税,也给人工发了薪水。就这么一档事,却引来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判断相左的批示,一下子把广东放到了风口浪尖上。好在胡乔木的批示虽尖锐,但也留下了一个前提——“不知确实性如何”。所以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责成杜瑞芝再组织调查。小杜主任高压下受命,派省农委再到高要县实地调查,结论是利大于弊,“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划等号”。杜瑞芝签发的这份报告逐级上报后,就没有发生“全省通报、制止和纠正”。

  后来邓小平对芜湖“傻子瓜子”也表了态,主张“不要动他”,看一看。因此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雇工人数超过了标准的,定了“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方针。再过三年,1986年的中央1号文件本来对此要有更明确的说法,但高层看法还有分歧,于是“再看看”,直到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才写上“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再过一年,中国修法,终于确立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

  回头看,这里也是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如何取得合法承认的大问题。还是“杜瑞芝定理”:底层第一线的“闯”很重要,总时先生孩子,再取名字;邓小平代表的中央权威更重要,否则永远合法不了;但没有包括杜瑞芝本人在内的努力,也不行,因为倘若传导有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中国,“不唯上、不唯书、唯实”,说就不易,遇到重大问题还坚持,更难。

  1983年12月,杜瑞芝到北京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发言中讲到雇工现象,“我们正处在多种经营方式的过渡时期,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多种形式结合的过渡时期,变化无常。上午我被人雇,下午我雇人;我是你的雇主,你是我的雇主。情况错综复杂。农民对此并不感到有多大问题。如果说有些紊乱,我看就是一些知识界提得高,并且搞乱了。现在要拨乱反正”。就是拿现代经济学来衡量,他讲的这层点意思也大有新意。那个时期,“小年轻”们与杜瑞芝有过多次交谈,深受他风格的感染。我自己想,别的管不了,最起码也决不要当其实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界”里的一员。

  还有一个值得记下的现象,是共产党大官对市场的态度,常常一分为二、截然不同。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在《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里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像邓小平这样大权在握,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之手的政治家,反而很早就体认到市场经济里“看不见的手”的能耐?

  杜瑞芝也是一个大官,一辈子在各种权位上工作,开各种会议,做各种报告,下各种指令,一直生活在计划指令体制的轨道上。他好像也从来没修过 “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可是很奇怪,杜瑞芝对市场机制之所能,还是有比“知识界”更清楚的见识。他的秘书记下一件往事,1980年3月杜瑞芝到湛江调查,在一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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